专家观点||翻译学的范式与反思

翻译学的范式与反思——Mary Snell-Hornby教授访谈录

摘要

当前，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翻译研究正朝着跨学科的方向前进。在翻译学学科发展进程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不同的转向或者是研究范式的更迭，它们为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外在动力，但同时也引发了学者们对不同范式之间关系的反思。本访谈中，笔者与维也纳大学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教授就翻译学中研究范式的定义，范式、视角和转向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研究范式以及当前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笔者希望本访谈能够为我国当前的翻译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

翻译学/研究范式/语言/文化/跨学科

霍姆斯（Holmes）1972年发表的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被认为是翻译学学科独立的宣言，自此之后，翻译学逐渐摆脱语言学从属学科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经历了“文化转向”和“社会学转向”，形成各种研究范式。在各种转向不断涌现的进程中，翻译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历史、社会等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影响和制约（Bassnett & Lefevere 1998；Toury 1995；Wolf & Fukari 2007），这似乎与语言学和具体的文本分析渐行渐远。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义这些范式？如何看待范式改变、视角变化以及各种“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些“转向”的发生或者范式的更迭对当前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有何种启示？这些问题值得反思。

　　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Snell-Hornby）是维也纳大学翻译学教授，其2006年出版的专著《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曾对相关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该书出版十年之后，笔者就以上问题与霍恩比教授进行再度探讨，以期为国内翻译研究界提供最新的参考和借鉴。

访谈内容

　　张汨（以下简称张）：霍恩比教授，您好，很高兴能够有机会与您面谈！众所周知，您是翻译研究界的知名学者，您的两本著作《翻译研究：综合途径》（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1988）和《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在国际翻译界反响很好，在中国翻译界也受到广泛关注。据我所知，前者被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原版引进至“国外翻译研究丛书”，后者也在中国得到很多推介（韩子满2007；邓静、穆雷2008；李广荣、郭建中2008）。所以，在翻译学研究中的各种转向或者范式这个问题上您很有发言权，这也正是我想与您进行交谈的主题。在我们开始访谈之前，您能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让中国研究者更了解您吗？

　　霍恩比教授（以下简称霍）：感谢你对我进行采访。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在英格兰出生并长大，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St.Andrews University）学习现代语言学（主攻德语）。1963年至1969年，我在慕尼黑大学英语系担任讲师，其间我还担任了职业译员，主要从事纪录片的翻译。1977年至1989年，我在苏黎世大学任教，其间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主要涉及词汇学。1989年，我获得维也纳大学教授职称并且一直在此任教直至2008年退休，现在是荣休教授。同时，我也是欧洲翻译协会（European Society of Translation Studies，EST）的创始人，并且于1992年至1998年担任该协会主席。关于我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的信息，可以在维也纳大学的网站上检索获得①。

　　张：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这让我们对您有了更多的了解。从刚才您的自我介绍可知，您是翻译研究界颇具资历的学者。十年前，您曾经探讨过翻译学中的“范式”这个重要概念，并且还在继续相关的探讨。我们似乎已经对“范式”这种说法习以为常，很少有人提及其出处、概念等。您能够介绍一下“范式”这个词的来源以及定义吗？在翻译研究中，我们如何判定某种转向或者视角下的研究形成了一种范式呢？

　　霍：20世纪80年代，范式之间的差异开始在翻译研究的文献中出现。“范式”这个词源自希腊语，现已具有引申含义，表示一种模式、一种框架或者是对某种认识的系统组织。范式的应用并不仅限于翻译学，它在自然科学中也被提及和讨论。在自然科学中，范式的改变指从单一视角过渡到整体视角的过程。在翻译研究中，这种差异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之前，翻译学被认为是语言学或者比较文学下的一个分支。语言学界的研究者认为，一个词应该与另一个词对等，这就是当时普遍认可的对等理论，所以翻译行为仅仅被看作是在语言之间进行转换的行为。20世纪80年代，描写翻译学和目的论都开始认为翻译行为主要涉及文化（当然语言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这引起了当时的“文化转向”——译文被放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并且译文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这就是从单一到整体的范式变化。

　　张：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教授（2007）曾经认为翻译研究中出现了以下四种趋势（trends）：语言学（linguistic）、文化学（cultural）、认知科学（cognitive）和社会学（sociological）。您认为此分类可以代表翻译学研究所出现的不同研究范式吗？在《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中，您谈到了转向的发生、范式的更新以及视角的改变，这三者之间有何联系呢？

　　霍：就我个人而言，趋势只是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我们可以说语言学研究范式，因为这种研究是与语言打交道，并且翻译行为也是语言行为的一部分，而范式的改变是从语言学范式过渡到文化学范式。但是认知科学趋势和社会学趋势则不同，认知科学是对推理和心理过程进行研究，只涉及一种研究对象的改变；而社会学则与文化学范式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我认为这两种趋势本身并不是一种范式，而是一种视角。我那本书的标题“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旨在指出：现在翻译研究中是否存在像20世纪80年代从纯语言学（或者文学）研究转变为文化研究那样彻底的改变？还是说，后来出现的种种“转向”仅仅是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不同视角而已？我刚才也提到，80年代的那种转变使得我们不再孤立地关注词汇，而是关注出于某种目的或者对于某类目标语读者而产生的真实文本，因此这是一种范式的改变。正如现在我和你相对而坐，能从正面看到你的整个面部；如果我坐在你旁边，看到的就是你的侧面，这样我就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待你。但是我所关注的依旧是你的面部，这就不是范式的改变而只是视角的变化，因为范式的改变是思维方式的彻底变化。“转向”是从一种范式过渡到另一种范式或者从一种视角过渡到另一种视角的过程，比如从“语言学范式”过渡到“文化学范式”、从“文化转向”过渡到“社会学转向”。因此，“转向”更具动态性，而“范式”和“视角”则处于相对静态的位置。转向是改变的实际过程，而新的范式或者不同的视角则是这种系统的改变所引发的结果。

张：您在《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中还探讨了“实证转向”（empirical turn），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将其称为实证研究范式（J2016），我们是否能将其称为一种范式呢？

　　霍：实证研究并不是一种范式或者思维系统，而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实验和观察来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之前，翻译研究是纯理论和纯语言学的，事实上很多研究都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相关，当时研究的最大单位是句子，而研究者无法超越这个范围。在转换生成语法占据主导地位期间，语言学研究是纯理论的，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运用语言并没有太大关联。1992年，在维也纳的一场讲座中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e）呼吁人们在基于问卷调查、受试者的经验以及录音等的口译研究中使用实证方法。我认为，这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一种研究范式。撰写学术论文时，我们需要考虑研究目的以及达到研究目的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理论研究或实证研究，这都是研究范式包含的内容。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在翻译研究中普遍使用，尤其是口译和视听翻译研究（Audiovisual Translation，AVT）方面。但对于那些使用大量实证研究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可能会将其称作研究范式。

　　张：根据刚才的对话，我是否可以这样说：语言学研究范式和文化学研究范式主要是从其理论视角的差异进行区分，而描写翻译学范式和实证翻译学范式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差异进行区分？我们对范式的区分有没有公认的标准呢？

　　霍：是的，你可以这样对它们进行区分。但我认为，没有固定的标准来对某种范式进行“前瞻式”的判断，因为范式需要我们以“后顾式”的方式来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形成；不同的研究范式应该是通过大量实例进行描述、定义和证实之后才被赋予意义的。

　　张：谈论一种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研究时，往往会出现几种说法，以社会学理论观照下的翻译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称其为“社会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社会翻译学研究范式”或者“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在这里，“视角”“范式”以及“途径”都是合理的表达吗？三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霍：不得不说，在翻译研究中，人们总是使用不同的术语指代同一件事情，或者用同一个术语指代不同的事情，这导致了很多术语方面的混乱。在《翻译的元语言》（The Metalanguage of Translation）这本论文集中，我曾经撰写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讨论（Snell-Hornby 2009）。事实上，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使用这些术语的语境以及研究者所谈论的问题。但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范式是整个系统或者模式，视角仅仅是看待问题的方式，而途径是解决某种问题的方法，比如我在《翻译研究：综合途径》中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做法就是一种研究途径。

　　张：您在《翻译研究的转向：新的范式或者变化的视角？》中曾经提到，当前翻译研究正在发生U型回转（Uturn）（Snell-Hornby 2006：150），也就是重新回到语言层面上的研究。您认为这种转向是“重蹈覆辙”（reinventing the wheel）（Snell-Hornby 2006：153），但近年来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语言层面开展研究，如利兹大学的杰瑞米·芒迪教授（Jeremy Munday）和澳门大学的张美芳教授在2015年为《目标》（Target）编辑了名为《翻译研究中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的专刊，主要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下如何开展翻译研究②。对此您怎么看呢？这是不是又重新回到了翻译研究的原始阶段？

　　霍：是的，因为这仍旧是使用语言学的方法来从事研究，话语分析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70、80年代。当然，我们可以使用话语分析来进行翻译研究，但是从我个人角度看，这个视角并没有太大的新意。“重蹈覆辙”是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在发表于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他认为翻译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即，一是研究者并不关注其他研究者从事了何种研究、撰写了哪方面的论文（这很正确，比如，使用英语撰写文章的研究者通常不阅读使用德语撰写的文章）③；二是研究者认为自己创造了新的东西，但事实上很多年前就已经有其他研究者谈论过该研究了，因此勒弗维尔呼吁我们建立一个更加一致的话语。（Lefevere 1993：229-230）系统功能语言学是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因此这个视角并不算新的，当然相关研究也取决于研究者关注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研究话题并没有太大新意。我并不是说他们的文章没有新意，因为芒迪教授和张美芳教授可能使用新的方法对其进行阐述，但是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运用在翻译研究中这个理念并不具有创新性。

　　张：当前，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您在《翻译研究：综合途径》中提倡将不同的研究方法综合起来，这是不是采取综合性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呢？

　　霍：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首先让我们来谈谈那本书及其成书背景：该书写作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在苏黎世大学英语系任教，英语系分为语言学系和文学系，教师可以选择在两者之一任教。因为当时两者是完全分离的，而苏黎世大学也没有翻译学系，因此，当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将语言学途径和文学途径综合起来，将这两种不同的子学科综合在一起，这也是翻译研究都会涉及的方面，这不是一种新的范式。而对跨学科研究的呼吁则是在此若干年之后才出现，这种研究要求将翻译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比如文化学、社会学、戏剧学、电影学等，只有在翻译学和这些学科之间开展的研究才能算作跨学科研究。我书中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并不是跨学科研究，而是翻译研究的范畴。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法律翻译，许多法律译者具有翻译学和法学这两门学科的背景，掌握了相关的学科知识，可以从事法律翻译以及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才是跨学科研究。

　　张：最后，您认为今后翻译研究中是否会出现新的研究范式呢？如果会的话，会是何种范式？

　　霍：现在科技革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以我认为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被进一步开发，我们就需要使用完全不同的思维工具，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技术范式。但是，我并不认为人工译员会被机器完全取代，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以及对话口译等翻译行为中。

启示与结语

　　可以说，自从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确定以来，研究界对于翻译研究中种种不同转向和范式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翻译研究到底应该以语言为主还是以文化因素为主的争论也时有发生。结合对霍恩比教授的访谈，笔者认为，对于这些争论有必要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反思，这样才能使得翻译学更健康地向前发展。笔者不揣浅陋，认为以下三点值得国内研究界进行关注和反思，也借此机会求教于方家：

　　首先，当前翻译研究界应该注意对研究范式的界定和区分。从霍恩比教授的著作以及本次访谈的内容可以看出，她认为翻译研究中一种范式的真正出现，应该是较之前的研究范式而言，在如何看待翻译现象方面具有完全的差异，比如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的过渡，前者仅仅关注翻译现象中语言层面的变化，后者则是一种彻底的改变，是一种范式上的革新；而“文化转向”之后的种种转向，如“实证转向”“社会学转向”等，都只是研究视角的变化，并没有形成范式的改变。但是，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语用学范式”（吕俊、侯向群2010：41）“文艺学范式”“交际理论范式”（武光军2006：26-27），但是对于如何界定和区分翻译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却没有达成共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因此，在讨论翻译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时，有必要对其概念、标准、类别等进行探讨，这样才能够促进翻译研究的发展。④其次，对于范式和转向等持续不断的讨论也涉及到对翻译研究本体认识存在差异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曾经撰文进行过讨论，部分学者认为语言应该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赵彦春2005；吕俊、侯向群2010），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文化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谢天振2008），这些讨论对我国翻译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事实上，随着翻译学的不断发展，学界在如何看待翻译学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语言学派研究者开始关注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张美芳2006），芒迪教授从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评价理论对于译者决策过程的考察就是建立在对文本进行语言层面分析的基础上，但同时也考虑到了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影响（Munday 2012），而文化学派研究者也并非完全脱离文本来探讨翻译现象，例如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在讨论意识形态对于译文影响时，使用了《利西翠妲》（Lysistrata）不同译本对于敏感词汇的处理，虽然其讨论主要关注意识形态等文化层面的因素（Lefevere 2011），但并没有完全抛弃对文本的分析。所以，不同学派重心不同是由于视角不同而选择的重点不同而已。事实上，语言和文化本来就是互相镶嵌，两者都应该是翻译研究的本体内容，在翻译研究中缺一不可。正如王斌华（2015：102）所言，“关注语言转换的语言学路径的研究是译学研究的本体，关注译者角色、翻译语境、翻译的社会文化背景、翻译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化学路径和社会学路径的研究也是译学研究的本体”。

　　再次，各种交替出现的范式也好、转向也罢，人们对其进行讨论的目的在于促进翻译研究向前发展，而事实上笔者认为，关于范式或者转向的争论在当下应该让位于研究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以及如何开展跨学科研究。可以说，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如何有效地开展跨学科研究却似乎很少得到关注。虽然翻译研究中不同范式的出现或者转向的更迭使得翻译研究从很多不同的学科汲取理论养分，进而丰富了翻译研究的视角与内容，如伦理学（Pym 2012）、社会学（Wolf 2015）、形象学（van Doorslaer et al.2016），但是仅仅通过吸收其他学科来促进翻译现象的认识并没有完全达到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事实上，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的在于两门学科之间能够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并且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理论来推动本学科的发展（Gambier & van Doorslaer 2016），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开展学科间的相互交流与沟通。现今，翻译学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学科方面可谓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其他学科是否意识到了翻译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存在、是否意识到翻译现象在其他学科中所扮演的地位、是否会使用翻译学科中的某些概念来研究本学科的现象，都是研究者目前尚未意识到或者尚未进行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在翻译研究不断吸收其他学科养分而稳步前进的同时，如何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使得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到更强的巩固和更多学科的关注，也是今后必须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作者简介

张汨：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本文来源：《 外文研究》，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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